全世界經過了近三年的疫情，完全改變了人們對於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的看法。以前人們一般都會認為工作和起居是應該分開的，人們需要出門去上班。所以在上班的地方，必須能容納所有聘請的員工，在同一時間工作（除了輪班制以外）。在疫情中，越來越多的公司都傾向於讓員工可以在家辦公。隨之而來，就是對工作空間的需求相對以前就下降了。這聽起來，大家都會覺得非常合理的一件事。也因為如此，這場疫情，也漸漸改變了共享工作空間的生態環境。

在家辦公

“在家辦公”其實早在十幾年前已經流行於很多的歐美國家，尤其是一些常年會被冰雪所困住的北歐國家。在他們的眼裡，在家裡辦公其實跟在公司辦公沒什麼區別。然而，在一些相對繁華的都市裡，在家辦公一直沒有成為主流，因為人們太習慣有面對面的互動。也因為如此，有很多的大公司在前幾年很想推動靈活的辦公安排（一部分時間在公司，一部分時間在家），都是無功而還。

大企業的改變

正正遇到這場疫情，突然間這些大企業的員工被迫留在了家裡，開始了他們在家辦公的生活。以前所謂的“問題”和“挑戰”，都已經不是問題了。員工們也慢慢開始接受了在家辦公的工作模式。這也讓很多的大企業開始了幾年前的盤算，尤其是香港的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因為公司的辦公室長期的丟空，或者使用率偏低，大企業們試圖將自己的辦公室面積減少，讓一部分員工回家辦公。縮小後的公司辦公室，自然需要改變成一個更靈活的狀態 — 大部分的地方用來做會議室或者是一些“合作空間”，用來討論公司的項目，只留一小部分作為員工的工作枱，而且這些工作枱是需要共享的。看到這裡，大家都會很快的聯想到，這差不多就是一個共享工作空間了。沒錯，你可以把這個認為是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只是沒有公司以外的外人可以進來；這是屬於某家大企業的共享工作空間。

跟大企業的合作

其實對於大企業來講，改變自己的辦公室裝修，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他們會跟一些真正的共享工作空間的營運機構進行緊密的合作，把自己公司的公司辦公室變成一個隨時可加可減的工具。如果這一年需要更多的地方，就跟這些機構租一層或者兩層的辦公室，到了一年後，隨時可以退租。這比起以前要跟地產商簽訂三年或者六年的合約要靈活得多。某些大型的共享工作空間營運機構（例如 The Executive Centre）也看準了這點，在香港，甚至世界各地的中心商業區（CBD）落腳，從而得到了不少大企業的生意。

行業走向兩極化

然而，疫情對於共享工作空間這個行業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邊廂，它把一些大公司推向了行業的營運者（當然，只限於規模較大的一些營運者）；另一邊廂，它也把一些原本生存的共享工作空間推向死亡邊緣，尤其是一些比較小的營運者。此話何解？因為疫情，很多本來租用小型共享工作空間的初創公司退租了，寧願在家裡辦公；更甚的是連這些初創公司都倒閉了。對於這些小型的共享工作空間來說，會員的租金收入就是他們的現金流來源，沒有了現金流，營運者哪裡付得起昂貴的租金？所以這場疫情，也淘汰了不少稍微欠缺營運資金的市場參與者，也令前幾年如雨後春筍的共享工作空間行業冷靜了一番。

新行業誕生

經過了疫情一番的洗禮，剩下來的都是強者，在眾多的強者之中，如何讓自己脫穎而出就是靠不同的服務。不同的小型共享工作空間，都提供著不同的服務，例如24×7的辦公時間、提供免費飲料、提供戶外場地、提供配套的專業服務（會計、核數、律師）等等。那麼對於用家來說，如何比較市面上大約100家的共享工作空間？這就引申出另一個新的行業：共享工作空間的中介機構（例如FlexFinder ）。基本上這種中介機構的運作，就跟地產中介類似，但這種中介一般不會收取用家的介紹費。他們會比較不同的服務提供者，然後按照客戶的需要找出合適的共享工作空間。而大家如果考慮使用中介的服務，就記得問問中介到底一共有多少家共享工作空間可供比較或者介紹，因為如果他們只是為某幾家共享工作空間服務的話，那麼就不夠中立。